社区和公共部门联盟以及政府前数字主管警告说，积极的信息通信技术外包导致各机构受到外部供应商的摆布。
CPSU 政策和研究官员 Osmond Chui 今天在政府服务数字化交付调查听证会上表示，外包导致澳大利亚公共服务（APS）“过度依赖外部供应商和承包商，从而造成了能力和成本方面的严重问题”。
Chui表示，公共部门面临的第二个关键问题是历史上注重削减成本，而不是战略性信息通信技术改革的机会。
“APS 本身非常依赖外部供应商和承包商，”他在调查中表示。苏共官员表示，截至 2017 年，APS 雇用了超过 14,000 名 ICT 人员，其中三分之一是承包商。
“自 2011-12 年以来，APS 的长期工作人员出现了重大转变，转而使用承包商。外部全职 ICT 工作人员的比例从 23% 增长到 30%，而内部全职工作人员的比例从 77% 下降到 70%。”
他说，在某些情况下，各机构不具备内部专业知识来评估外部供应商建议的质量和适用性。
Chui 引用了政府信息通信技术采购工作组的报告，该报告认为联邦政府“对承包商的过度依赖是不可持续的”。
报告指出：“成本高昂（内部 ICT 员工的平均年成本约为 132,000 美元，而承包商的成本约为 214,000 美元35），并导致机构 ICT 能力持续受到侵蚀。”
苏共在向调查提交的书面意见中呼吁政府制定“明确而具体的目标，以减少对承包商和外部供应商的依赖”。
工会认为，政府应限制机构在顾问和承包商方面的支出，并将节省下来的资金再投资于建设 APS 员工和内部能力。
前数字化转型办公室首席执行官保罗·谢特勒 (Paul Shetler) 支持对承包商和顾问施加上限，并将节省的资金用于提高数字化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。
“我们经常将 IT 外包给大型国际技术供应商和顾问，而不是向公务员提供数字培训，”DTO 前首席执行官在听证会上表示。
“外包使政府看起来规模较小，但成本高昂，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公共服务的去技能化。”
谢特勒还列举了政府内部数字化转型的另外两个关键“障碍”。一是政府内部的文化，他说：“例如，亚马逊永远不会要求你处理他们的包装网站，然后前往他们的运输网站。
“但是澳大利亚企业家必须通过多个不同的网站来获得各种许可证、税号和创业所需的其他信息，而不是通过单一流程进行引导。我们让他们自己弄清楚这一切是如何运作的，以及他们是否实际上合规。
“为了以‘互联网质量’运作，政府机构需要合作建立专注于用户想要完成的事情的服务，比如创办一家企业，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结构。”
谢特勒解决的另一个关键挑战是政府构建数字产品的方法，他说这种方法“过时”。
他在调查中表示：“政府经常试图像建造桥梁一样建立数字服务，在项目开始时就决定冗长的规范要求文件。”
“这使得快速交付精益解决方案、与用户一起测试并根据用户洞察不断改进它变得不可能。”
他说 Centrelink 的“robodebt”计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
“政府机构应该采用澳大利亚初创公司的方法，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好的面向用户的服务，”谢特勒说。
“在适当的情况下，我们应该减少政府采购的进入壁垒，目前政府采购的壁垒使国际企业巨头比规模较小、更灵活的澳大利亚企业更具优势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