社区和公共部门工会以及政府前数字主管警告称，激进的 ICT 外包导致机构只能听任外部供应商的摆布。
CPSU 政策和研究官员 Osmond Chui 今天在对政府服务数字化交付的调查听证会上表示，外包导致澳大利亚公共服务 (APS)“过度依赖外部供应商和承包商，这导致了能力和成本方面的严重问题”。
崔世安表示，公共部门面临的第二个关键问题是过去只注重削减成本，而忽视了战略性信息和通信技术改革的机会。
“APS 本身非常依赖外部供应商和承包商，”他在调查中说道。CPSU 官员表示，截至 2017 年，APS 雇用了超过 14,000 名 ICT 人员，其中三分之一是承包商。
“自 2011-12 年以来，APS 员工的聘用已显著减少，转而使用合同工。外部全职 ICT 员工的比例从 23% 增长到 30%，而内部全职员工的比例从 77% 下降到 70%。”
他说，在某些情况下，机构不具备内部专业知识来评估外部供应商建议的质量和适用性。
崔世安引用了政府信息和通信技术采购工作组的报告，该报告指出，联邦政府“过度依赖承包商的现状在未来是不可持续的”。
报告指出：“这种做法成本高昂（内部 ICT 员工的平均年度成本约为 132,000 美元，而承包商的成本约为 214,000 美元 35），并且导致机构的 ICT 能力持续受到侵蚀。”
在提交给调查的书面文件中，CPSU 呼吁政府设定“明确而具体的目标，以减少对承包商和外部供应商的依赖”。
工会认为，政府应该限制机构对顾问和承包商的支出，并将节省下来的资金重新投资于 APS 员工队伍和内部能力的建设。
前数字化转型办公室首席执行官保罗·谢特勒 (Paul Shetler) 支持对承包商和顾问设置上限，并将节省的资金用于提高公共服务的数字化能力和容量。
这位前 DTO 首席执行官在听证会上表示：“我们并没有为公务员提供数字培训，而是经常将 IT 外包给大型国际技术供应商和咨询公司。”
“外包使政府规模看起来更小，但成本高昂，而且进一步导致公务员技能下降。”
谢特勒列举了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另外两个关键“障碍”。其中一个是政府内部的文化，他说：“例如，亚马逊永远不会要求你先处理他们的包装网站，然后再去他们的发货网站。
“但澳大利亚企业家必须通过多个不同的网站来获得各种执照、税号和创办企业所需的其他东西，而不是通过一个流程。我们让他们自己去弄清楚这一切是如何运作的，以及他们是否真的合规。
“要达到‘互联网质量’，政府机构需要合作建立专注于用户想要完成的事情的服务，比如创业，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结构。”
谢特勒提到的另一个关键挑战是政府打造数字产品的方法，他表示这种方法“已经过时了”。
他在调查中表示：“政府往往以建造桥梁的方式来建设数字服务，在项目开始时就制定了冗长的规格要求文件。”
“这使得我们无法快速提供精益解决方案，无法通过用户进行测试，也无法根据用户洞察不断改进。”
他说，Centrelink 的“robodebt”计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
“政府机构应该采用澳大利亚初创企业的方法，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好的面向用户的服务。”谢特勒说。
“在适合签订合同的情况下，我们应该降低政府采购的进入门槛，目前这种门槛使得国际企业巨头比规模较小、更灵活的澳大利亚公司更具优势。”
